郑逸梅

微信版第1716期

我和朴学大师胡安先生为忘年交，我始终以前辈礼对待他。他老人家和我无话不谈，可是他生长于安徽泾县的龙坦，在万山围绕中，北面倚山，前临溪水，正是个好所在。辛亥革命前,即来上海，已历数十寒暑，但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，还是满口泾县的土话。他虽无话不谈，可是我有些话不懂得，在了解上未免打了个折扣。

他生于1878年，卒于1947年，恰值古稀之岁。和他相交而存世的殊罕其人，那么记叙他的往事，有舍我其谁之叹了。

我涉笔人物掌故，成为习惯，编著《南社丛谈》即有《南社社友事略》，凡一百七十余人。朴安，当然是其中之一，惜乎尚不够详赡。最近袁君义勤借给我《朴学斋丛书》之一《五九之我》一册，那是胡家斥资所印，属于非卖品，印数寥寥，经过“文革”，这种作品难以看到了。这所谓《五九之我》，那是朴安于1937年所作，这年他五十九岁，尽八个月的精力写成了这书。他自己说：“用极诚恳的态度，极普通的文字，使前尘梦影，一幅一幅从脑中经过，而留之于纸上，使他寻梦时不至渺渺茫茫，毫无依据。”那书就是等于自传或回忆录，展阅之余，更能充实我的写作资料，这是应当向袁君表示谢意的。

从来朴学家无不威仪棣棣，文质彬彬，埋首故纸堆中，作探赜索隐之举。朴安却不是这个类型，他亦庄亦谐、亦狂亦狷，饶有趣味性和生活气，这是我乐于为他下笔的。

他寓居沪上，而家乡观念很重，留有家乡照片数十帧，编刊《朴学斋丛书》，把照片制版登载卷首，且做了《思故乡歌》，如云：“不禁思起我之故乡，儿时游钓不能忘。不禁思起我之故乡，天涯烟水劳相望。不禁思起我之故乡，往事回头半渺茫。窗前明月，屋角斜阳，至今可是乃无恙？”这歌浑成自然，迹近天籁。他的弱弟寄尘，著有《江屯集》《福履理路诗抄》，为南社著名诗人，且能译述西洋诗为绝律近体，不失原作的神理和韵味，尤为难能。而寄尘之诗实为朴安所授，其成就竟超过朴安，真所谓“青出蓝而胜于蓝”了。

朴安谈他的幼年事，节录一二于下：“性强硬，仆跌非破皮流血不哭。好与群儿斗，斗必求胜，不胜则视为大耻辱。入门馆读书，馆师六十余岁，精力已衰，学规极其散漫，学童日以演戏为乐。我年事虽小，而喜扮强盗，二三尺之高翩然而上，三四尺之远翩然而越。后易一馆师,，凡到馆最早者，是日背书有优先权。我每到馆之第一人，彼此互相争早，天微明，群儿聚馆门而俟，我每由后门越墙而入，故群童皆不如我之早，盖得力于做强盗。一日，与群儿斗，纠结不可解，我兄伯春奉母命呼我，且斥责我。我不服，转而斗伯春。伯春长我三岁，身高于我，而斗则屈我下。我以足蹴伯春，伯春仆地，石破其颅而流血。我骇极而逃，时已薄暮，冥色四合，我家雇工恐我迷路，自后追之。约一里余，前临一涧，宽可五尺，水流甚急，我一跃而过。雇工力不胜，对涧大呼，旁观笑之，谓三十岁男壮丁反不及十岁孩童。”

他好武，家中有一贮藏杂物之楼，因没有人去，把梯子撤掉。他就瞒着家人，用沙袋悬于中梁，便缘柱上下，读书之暇辄击沙袋，以练身手。又缚小铁条于胫足间，以练超跃。受创不出声，家人始终没有知道。他的同学王某，拳学少林派，那是渊源于家学的。他向王学习，从基本功着手，两脚为骑马式，如膝要屈，腿要平，腰要直，头要顶，两手握拳等，动作甚多，而以快与巧取胜。那开合虚实之势、攻击防御之法，得其要领。从陈微明学太极拳，微明为陈苍虬诗人之弟，也有诗文集行世，且能文能武，尤为杰出。朴安的拳法因此才归正宗。记得有一年，他的得意的女弟子陈乃文邀诸友好及老师为联欢会，我也在被邀之列。朴安兴至，在中庭一试身手。他的另一位女弟子王灿芝（秋瑾女侠之女）舞剑，这印象迄今犹留我脑际。既而朴安伸着颈项，叫我用手尽力叉着，经他一挺，我力竭倒退，为之惊叹。

朴安读书，从过四位蒙师。年十五，他的父亲自设门馆，伯春和朴安均趋庭受教。所教面很广，四书五经、古文古诗以及子史等等。又闹了个笑话。原来他读《纲鉴》至汉高祖溺儒冠，他心窃慕之，乃潜取同学之帽，承之以溺，同学诉之于师，他的父亲也大加谴责，并诏以前哲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，谓：“溺儒冠当在不善须改之列，怎能学习呢？”他问：“汉高祖起兵讨秦可笑吗？”父答以“果有秦始皇，自当讨伐”。越日，问诸同学：“今日有没有秦始皇？”有一顽皮同学立出来说：“我就是秦始皇。”他把这同学猛打一拳，几至流血，说是：“暴秦给我讨伐过了。”

他喜读韩昌黎的文章，敬慕昌黎之为人，韩文中之《原道》和《谏佛骨表》他读得滚瓜烂熟。这两篇都是辟佛的，所以他也是重儒轻释了。一天，有一和尚手持木鱼盘坐募化，口喃喃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他更提高嗓子读《原道》，结果和尚只得避去。他父设帐之家，颇有藏书，他时常发箧翻阅，注意杂书等类，深恐父亲阻止，偷偷地以油灯照读，灯光如豆，复以黑布蒙其三面，不使光线射至父室，一次夜深假寐，几肇焚如之祸。杂书中，最喜看尤西堂的游戏文、袁子才的散文，以及《幽梦影》《板桥杂记》等书。既而发箧，得《九数通考》及《梅氏丛书》，为了好奇，转治算学。无人指示，冥索默求，乃悟我国的四元即西方的代数。复发箧，得《朱子大全》《近思录》，涉猎了理学方面，影响了他，从此言语行动一变而为恂恂儒雅了。他赴郡试，购得《农政全书》《纪效新书》，又读而好之。族人某赠他《齐民四术》，一夕阅毕，于是自诩为知兵农水火之学。既明新学之为用，研究《泰西新史》《格物入门》《格致汇编》《化学初阶》等书，不离手。后好文字学，对于《说文解字》他具有别解，认为须加修改。若干年，在芜湖万顷墟任开垦。时刘申叔于安徽公学执教，陈仲甫寓科学图书馆,，办《白话报》，二人都精于文字学，他颇得切磋之益。

上海有国学保存会，所设之藏书楼，朴安常去看书，得识陈佩忍、诸贞壮、高天梅、苏曼殊、朱少屏诸人，均籍隶南社，他有一段自述，如云：“曼殊性疏散，其于人似有意，似无意。贞壮为张季直之得意门生，与我辈之草泽文人，其思想与行径似乎稍有不同。少屏当时忙于社会之事。踪迹较密者，佩忍、天梅二人而已。二人皆好饮酒，皆好作诗，尤喜醉后发狂言。我之酒量或过于二人，诗虽不逮，亦勉强可以追随。因佩忍、天梅而认识柳亚子，遂加入南社。南社为文字鼓吹革命之机关，与日本东京之同盟会遥遥相应。初由柳亚子、高天梅、陈佩忍三人发起，开成立会于苏州之虎丘。我之加入南社也，则在成立之第二年。我加入后，我弟寄尘亦加入。南社同人好为慷慨激昂之诗人，以意气相交结，与我之个性颇相近。”

他也多藏书，自云：“好买书，每月买书之费，有时超过生活费两倍以上。我之积书，始于民国纪元前五年，以后年有增加。苟生活费有余款，皆用以买书，至于今日，积书在五万册以上，盖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也。”他晚年和管际安、童心安合筑屋舍于沪西延平路，以三人名中均有一安字，榜之为“安居”。这儿我是常去的，书橱、书架、书籍，可谓满坑满谷，总之，除坐卧一席外，余皆置书，以我估计远远超过五万册了。但他所置的书，都属于实用的，从不讲究版本。他说：“矜宋诩明，非我辈寒士力所能及，我不勉为之也。”他读书逢到疑难，不惮查检之烦，非得其要领不可。因此他常对学生说：”遇不认识之字，不要即问先生，翻过数种字典而犹不得其解，然后再问，因查书极有益于学问。”

《美术丛书》为一巨著，初为线装本，分若干集，后改为精装本二十册，配一木柜，甚为美观。那是邓秋枚所创的神州国光社出版。第一集即朴安所编，第二、三集秋枚自编，四集以后始由黄宾虹编。又《国粹学报》也是秋枚所创办，复出《国粹丛书》，朴安撰“吾炙集小传”收入其中，末附秋枚一跋，却有“与胡生韫玉同辑小传”云云。朴安大不以为然，谓:“韫玉是我之名，现已废弃不用。胡生之称，系先生对于弟子所用者，我与秋枚不过老板与伙计之关系，秋枚是文字资本家，我是文字劳力者，此不可不一言以辨正。”当时国粹同人有章太炎、刘叔、黄晦闻、陈佩忍、李审言、黄宾虹等，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廖季平则经常为《国粹》撰稿。他对于以上诸子略有评论，谓：“太炎申叔深于乾嘉诸儒之学，申叔之精虽不及太炎，而博或过之。唯太炎不信甲骨文，亦不重视金石文，治学方法不能辟一条新路。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，申叔诸著作，多数取诸其祖父之旧稿，此言我不能证实，但善之亦非妄言者。晦闻深于史学与诗学，而诗学出史学之上。佩忍熟于掌故，而文极条达，诗词皆慷慨可诵。审言熟于选学，骈体文又极谨严，自谓胜于容甫，且笺注之学近世无出其右者。宾虹深于篆刻书画，而画尤精，出入宋元间，不作明人以后笔法。鉴别之眼力尤高，近世之作山水者推为巨擘。罗振玉在甲骨文上有传布之功。王国维治学方法似乎在太炎之上，更非罗氏所可及。友人某君常为我言,，自王国维死后，罗氏发表之著作颇少，其言亦深可味。四川廖季平考据极精,申叔盛称其《六书旧义》，廖氏本班固四象之说，注重形事意义四事，颇新奇可喜，在我做的《中国文字学史》上已稍论之。”所论殊精当，可作学术参考，又见清末民初儒林之盛况。而朴安多方面获得商榷切磋，尤为难得。

朴安从事新闻事业始于《民立报》，该报为于右任所创办，继《民呼报》《民报》而为民国发祥的报刊。他主编小品文章，搜集明遗民之事迹与其言论含有种族思想者，编为笔记类，次第载之报端。又编有《发史》一种，凡清初不肯薙发而被杀，或祝发而为僧者，悉为编入。又作小说《混沌国》，描写清廷的腐败情况。但此等鼓吹革命的文稿都散失掉了，唯《发史》序，萧一山的《清代通史》却引有一段，朴安录以存之。那为《民立报》撰社论的，有宋渔父、范鸿轩、景耀月、王印川、徐血儿；撰小说的有老谈，即谈善吾；绘画的，有钱病鹤（后改为云鹤），亦人才济济。此后绍伊主办《春申报》，招朴安为襄助编辑，为时不久报即停刊。继进《新闻报》，任小品编辑，乃纯粹的游戏文章。辛亥革命后，他在游戏文章中讥诮遗老，触犯股东的忌讳，他便辞职而去。

他认识叶楚伧，很有趣。那时他和陈佩忍同饮于沪市言源酒肆，佩忍忽对他说：“我有一好朋友，是汕头《大风报》的主笔，新从汕头来沪，不可不去一看。”他询问何人，佩忍不语，久之则云：“现且不言，看到时再讲。”酒罢同到一客栈，佩忍带领而入，便见一状颇魁梧者正在阅书，客至，释卷而起。他疑心是广东人，或是北方人。正要请教时，佩忍忽谓：”你们二位暂不通姓名，谈了话再说。”他听对方讲的是吴侬软语，疑团更甚。没有谈到几句话，就提到饮酒，三人便同赴酒家，其人纵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，又杂谈诗文，三人颓然各有醉意，彼此竟未通姓名而别。事后，朴安才知其人乃吴江叶楚伧。

民国初，姚雨平办《太平洋报》，楚伧任总编辑，朱少屏任经理，柳亚子编文艺兼电报版。朴安作社论与编新闻，一日，亚子以第五集《南社丛刻》誊写稿（各地社友寄来诗文稿，纸张不一，写体亦不一，均由亚子全部抄录，录入每页二十四行，每行三十字的红格纸里去，然后付印）托朴安交付印刷所，朴安粗枝大叶，不知怎样把全部誊写稿丢失了。亚子大发脾气，要朴安赔偿。这怎么办呢？结果，亚子所兼电报版，由朴安代庖，亚子腾出时间来重作抄胥，才得解决。

在这时，朴安又认识了余天遂、姚鹤雏、李叔同、夏光宇，都是该报的同事。《太平洋报》费绌停止，朴安为《中华民报》作社评，又认识了邓孟硕、汪子实、陈无我、管际安、刘民畏。他的社评往往不标题目，认为标题目很麻烦，写成了社评就算了事，什九由汪子实代标。有一次，汪氏亦觉得标不出适当的题目，竞标之为“无题”，传为笑柄。此后朴安又任《民报》编辑，时戴季陶主笔政，署名天仇，而天仇性躁急，动辄忤人，朴安对他说：“请你把天仇二字改为人仇吧！”

有关朴安的趣事很多，足资谈助。他和马君武对局围棋，君武下子辄悔，止之不可。他想出一抵制办法，君武悔一子，他也悔一子；君武再悔一子，他也再悔一子。往往两人各悔一二十子，致全局错乱，只得通盘重下。

他对于事物，颇有独特之见，常谓：“男女进而为夫妇，当注重于情之一字，不可专注重于爱之一字，爱则日久而消，情则日久而积。我觉得对于家庭，对于朋友，对于国家，唯有一情字始能有真正的爱。”他看到旧社会学者少，溺于恶习者多，发着感慨说：“近年以来，中人以上，不斗牌者十无一人，不阅庸俗小说者百无一人，作诗填词者千无一人，习经读史者万无一人，躬行实践、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旷世无一人也。”又谈到吃饭问题：“中国一千人中，五百人吃饭不做事，四百九十九人为吃饭而做事，不知可有一人为做事而吃饭？吃饭不做事者，倚赖人为生活，禽兽不若也。为吃饭而做事者，禽兽以爪牙觅食，人以知识觅食，觅食之方法不同，而其觅食则一，禽兽类也。为做事而吃饭者，具有人格，出于禽兽之上，始得谓之人。”他又说：”不能在最低等的生活立得住脚，将来决不能任大事。”

他先娶唐淑贞，体羸弱，沾时疫几殆，后患贫血症，不治死。继娶朱昭，朴安教之读书，知文翰。有时朴安向国学保存会借来孤本书，朱夫人为之手抄，累累列于橱架，朴安引以为乐。子女有道彦、道彰、道彤、讳平、沁、泠、沄。那驰誉国际的道静，是他的侄子，讳平名渊，为首辟黄山许世英的儿媳,，擅书画，中年夭折，朴安很为伤痛。长子道彦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留学美国，从事铁路机车设计研究。1948年去台湾。近三年来，斥资重印其父朴安的《朴学斋丛书》，共分为三集。第一集，收入胡氏先人胡朴安、胡怀琛（寄尘）的诗文遗著；第二集，收入朴安学术著作十余种；第三集，乃怀琛的学术著作及现尚健存的道静作品。送给大陆诸亲友和图书馆。又《俗语典》，那是朴安主持下，由夫人朱昭、前室所生之女朴平、其弟怀琛、侄道吉、道和协作编辑而成。1983年上海书店为之复印，有杨树达序、怀琛序及朴安自序。例言最后有那么几句话：“本书告竣时，于各书中续得俗语又有一千余条，原拟附本书之后为补遗，嗣思俗语尚多，再事搜集，或可与本书并，或竟多于本书，附为补遗，未足尽俗语之大观，因先出此编以饷阅者，续编嗣出。”这个续编未见刊行，今不知原稿尚存与否了。

据我所知，朴安别有两种作品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成为遗憾。一《病废闭门记》，那是1939年忽患脑溢血，濒危得救，但半身不遂，自号半边翁。他初颇抑闷，既而以易理禅理自静其心，谓：“譬如被判无期徒刑，不作出狱之想，狱中生活亦颇自适。”撰《病废闭门记》二十万言，给钱芥尘刊诸《大众杂志》，逐期披罗，奈《大众杂志》出了若干期便告停刊，余稿很多，存芥尘处，当时尘一度宣言：“倘有人为刊全书，当无条件奉赠。”可是那时纸张难购，印工昂贵，没有人接受。今则芥尘逝世，也就下落不明。又《南社诗话》，初登《小说月报》（联华广告公司所发行）上，登了数期朴安辍笔。这时我为《永安月刊》编委之一，因商恳朴安，续刊诸《永安月刊》，朴安命笔寄惠。大约连登了若干期，有一次，《诗话》续稿被编辑部不慎遗失，朴安是没留底稿的，便觉兴趣索然，中断不续了。

1936年。自左至右：李大超、胡朴安、杨虎

最近新出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，列入胡安小传，谓：“原名胡有忭，学名韫玉，字仲明，后改字朴安。1916年，任交通部秘书，后任福建省巡阅使署秘书，京沪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编查课长，兼上海国民大学及持志大学国文系主任。1922年，著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。1930年，任考试院专门委员。同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，兼民政厅厅长。1932年辞职，主持《民国日报》笔政。1939年患病居家，专心著述，所写《周易古史观》《庄子章义》《儒道学说》《中庸新解》等书，均有独到见解，成一家言。他的《中国文字学史》《中国训诂学史》《文字学ABC》《文字学研究法》《六书浅说》《古文字学》等专著，也很有影响。其他尚有《周秦诸子学说》《儒家修养法》《文字学讨论》《中国学术史》等数十种。抗战初期,，任上海正论社社长，上海沦陷后闭门著述。抗战胜利后，任上海通志馆馆长，及《民国日报》社长。1947年，因肝癌逝世。”

他的经历和著述，足补我文之不及。

原载《艺林人物琐记》，2021年西泠印社版

制作：童达清。